闲话护国寺：从佛教重地到庙会胜地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一幅传世作品《崇国寺演公碑》被赞为ldquo;人书俱老，用笔圆润端肃rdquo;，是其晚年书碑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碑文内容也是一份重要史料。

《崇国寺演公碑》全称《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立于皇庆元年三月，由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丹、篆额，记述了护国寺前身崇国寺始创者定演禅师的生平事迹，以及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赐地兴建崇国寺的来龙去脉。这座为后世史书誉为ldquo;悉皆完美rdquo;的崭新佛寺名曰ldquo;崇国寺rdquo;，为区别于此前已存在的一座同名寺院，时人呼其为ldquo;北崇国寺rdquo;或ldquo;崇国北寺rdquo;。

北崇国寺开创于元代，而崇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清代《日下旧闻考》收录危素的ldquo;大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证慧禅师傅戒碑略rdquo;中记载了元军攻打金军时ldquo;闵忠崇国二寺rdquo;俱为兵毁，以及元朝大臣雅克里、耶律楚材等修复两寺的事迹，可知崇国寺在元灭金战争中被毁，嗣后得以重建。而《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赵宋宗室赵子砥《燕云录》记下了靖康之耻时ldquo;中书侍郎陈过庭并文武官五十余员rdquo;于丁未八月在燕山崇国寺安泊的记录，这意味着崇国寺可能在辽宋时期便已存在。据黄春和先生在《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中考证，隋唐时期幽州城佛寺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可考者达17座，其中便有悯忠寺和金阁寺两座。据《顺天府志》载:ldquo;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rdquo;《析津志》中也道崇国寺ldquo;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rdquo;。

隋唐时期，幽州对于中央政权来说是边陲，但处在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接壤处，是这一地区的军事重镇、商业都会和交通中心，各族群在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佛教在此地也非常兴盛，寺院众多，并且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影响力。前面提到的另一所佛寺悯忠寺，源于唐太宗为征辽东阵亡将士荐度，并得到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照得以建成，在随后的幽州政治生态圈中扮演重要角色。辽代以崇佛著称，其佛教深受唐代佛教之影响。金阁寺改名ldquo;崇国寺rdquo;，以期待佛法能够襄助国运。

北崇国寺于元代开创，并在接下来的明清两朝继续受到皇家的青睐。明宣德四年，明宣宗命司监修缮北崇国寺，并赐名为大隆善寺。成化八年，大隆善寺在明宪宗出ldquo;内帑金帛，市材僦工，鼎新缔构rdquo;的投入之下，变得ldquo;规模宏壮，差胜于昔rdquo;，并获加ldquo;护国rdquo;之名，成为ldquo;大隆善护国寺rdquo;。从此这座寺以ldquo;护国rdquo;之名日彰。有趣的是，明景泰三年，景泰帝为礼佛佑民，在东城兴建了一座隆福寺，与西城的护国寺在地理位置上东西对应。隆福寺全名ldquo;大隆福护国寺rdquo;，简称用的是ldquo;隆福寺rdquo;，而护国寺全名ldquo;大隆善护国寺rdquo;，在老百姓的口中却简化为ldquo;护国寺rdquo;，这两个简称在《乾隆京城全图》上已经反映出来，看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从《乾隆京城全图》和建筑学家刘敦桢等在20世纪30年代测绘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得出经历三朝经营的护国寺规模相当宏大。寺院坐北朝南，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达280米，东西宽75米，中轴线上有九层殿宇建筑，南起依次为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千佛殿、护法殿、功课殿和菩萨殿，殿宇重重，雄伟壮丽。自元代起，护国寺就成为来自西藏、印度的佛教僧人的居住之地，起到了团结边疆和促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作用。

北崇国寺在明代华丽变身为大隆善护国寺，而南崇国寺再无活动痕迹，湮没在历史尘烟中。但ldquo;崇国寺rdquo;这个名字，依旧于民间传用，在不少历史瞬间闪现。明代知名的文学家ldquo;公安三袁rdquo;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曾客居北京，留下不少诗文。袁氏兄弟组织的ldquo;蒲桃社rdquo;之地址就在崇国寺。文人雅士在此品评学问，说古论今。袁宗道有一首诗记载了他与两个弟弟和其他四位友人在夏日的崇国寺葡萄林饮酒作诗的欢乐场面:ldquo;数亩葡萄林，浓条青若若。垂藤如幡幢，布叶如帷幕hellip;hellip;依岸排绳床，科头兼赤脚。语或禅或玄，杂之以诙谑hellip;hellip;百罚嫌觥小，取钵代杯杓hellip;hellip;三伏此中消，万卷束高阁。rdquo;ldquo;崇国寺rdquo;这个名字也在袁宏道的诗文中频频出现，成为了文学家在北京创作足迹的见证者。清康熙六十年春，蒙古贵族为给康熙帝祈福，出资修缮前朝寺院崇国寺，并镌刻《御制崇国寺碑》记之。

除了以朝廷的香火寺和藏传佛教僧人居住而闻名之外，护国寺更以庙会享誉京城内外。佛寺在古代长期承担着公共空间的角色，同时也是许多地方的文化中心。而建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寺院，不仅在宗教、政治和文化上活跃，又是市民的活动广场与休闲胜地，更承担了十分突出的商业功能，其主要形式之一便是庙会。庙会是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寺庙广纳四方香火，人流量大，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商贩们在寺庙外摆起摊子，为烧香拜佛的人提供小吃或便餐，兼售各色货物，而后渐渐成为定期活动，称为ldquo;庙市rdquo;或ldquo;庙会rdquo;。清代是北京庙会的繁盛期，《帝京岁时纪胜》记载:ldquo;至于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rdquo;庙市上四方商贩云集，游人如织。

清末和民国年间，政权鼎革，思想激荡，许多寺庙在宗教、政治上的功能废弛消亡，但作为零售经济和文化娱乐的场所反而持久兴盛。护国寺在历史上曾多次因灾受损又重建，至清代晚期再遭火灾时，朝廷已无暇修缮。进入民国后更是兵荒马乱不休，大量建筑破败严重，渐次荒芜，大量闲置出来的空地倒是正好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支布搭棚做买卖的地方。寺庙也需要招商收租来补贴生计，于是佛事不兴商事兴，由于庙会的存在，护国寺作为市民定期聚集活动的公共空间，依旧在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崇国寺到隆善寺再到护国寺，其漫长旅程见证了北京城的朝代变迁与兴衰更替。雕栏玉砌已不在，昔日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只余下一座五间单檐歇山顶的金刚殿，宛如旧时光的纪念碑，静默地栖在水泥围墙之中，怡然自得。护国寺作为寺院的历史已然谢幕，如今化身为广义上的地标，其周边的护国寺街、护国寺小吃等各种以ldquo;护国寺rdquo;为前缀的处所，是市民与游客的热门去处，延续了这片地段曾有的繁华和热闹，也延续着对国泰民安、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一幅传世作品《崇国寺演公碑》被赞为ldquo;人书俱老，用笔圆润端肃rdquo;，是其晚年书碑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碑文内容也是一份重要史料。

《崇国寺演公碑》全称《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立于皇庆元年三月，由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丹、篆额，记述了护国寺前身崇国寺始创者定演禅师的生平事迹，以及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赐地兴建崇国寺的来龙去脉。这座为后世史书誉为ldquo;悉皆完美rdquo;的崭新佛寺名曰ldquo;崇国寺rdquo;，为区别于此前已存在的一座同名寺院，时人呼其为ldquo;北崇国寺rdquo;或ldquo;崇国北寺rdquo;。

北崇国寺开创于元代，而崇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清代《日下旧闻考》收录危素的ldquo;大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证慧禅师傅戒碑略rdquo;中记载了元军攻打金军时ldquo;闵忠崇国二寺rdquo;俱为兵毁，以及元朝大臣雅克里、耶律楚材等修复两寺的事迹，可知崇国寺在元灭金战争中被毁，嗣后得以重建。而《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赵宋宗室赵子砥《燕云录》记下了靖康之耻时ldquo;中书侍郎陈过庭并文武官五十余员rdquo;于丁未八月在燕山崇国寺安泊的记录，这意味着崇国寺可能在辽宋时期便已存在。据黄春和先生在《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中考证，隋唐时期幽州城佛寺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可考者达17座，其中便有悯忠寺和金阁寺两座。据《顺天府志》载:ldquo;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rdquo;《析津志》中也道崇国寺ldquo;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rdquo;。

隋唐时期，幽州对于中央政权来说是边陲，但处在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接壤处，是这一地区的军事重镇、商业都会和交通中心，各族群在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佛教在此地也非常兴盛，寺院众多，并且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影响力。前面提到的另一所佛寺悯忠寺，源于唐太宗为征辽东阵亡将士荐度，并得到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照得以建成，在随后的幽州政治生态圈中扮演重要角色。辽代以崇佛著称，其佛教深受唐代佛教之影响。金阁寺改名ldquo;崇国寺rdquo;，以期待佛法能够襄助国运。

北崇国寺于元代开创，并在接下来的明清两朝继续受到皇家的青睐。明宣德四年，明宣宗命司监修缮北崇国寺，并赐名为大隆善寺。成化八年，大隆善寺在明宪宗出ldquo;内帑金帛，市材僦工，鼎新缔构rdquo;的投入之下，变得ldquo;规模宏壮，差胜于昔rdquo;，并获加ldquo;护国rdquo;之名，成为ldquo;大隆善护国寺rdquo;。从此这座寺以ldquo;护国rdquo;之名日彰。有趣的是，明景泰三年，景泰帝为礼佛佑民，在东城兴建了一座隆福寺，与西城的护国寺在地理位置上东西对应。隆福寺全名ldquo;大隆福护国寺rdquo;，简称用的是ldquo;隆福寺rdquo;，而护国寺全名ldquo;大隆善护国寺rdquo;，在老百姓的口中却简化为ldquo;护国寺rdquo;，这两个简称在《乾隆京城全图》上已经反映出来，看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从《乾隆京城全图》和建筑学家刘敦桢等在20世纪30年代测绘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得出经历三朝经营的护国寺规模相当宏大。寺院坐北朝南，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达280米，东西宽75米，中轴线上有九层殿宇建筑，南起依次为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千佛殿、护法殿、功课殿和菩萨殿，殿宇重重，雄伟壮丽。自元代起，护国寺就成为来自西藏、印度的佛教僧人的居住之地，起到了团结边疆和促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作用。

北崇国寺在明代华丽变身为大隆善护国寺，而南崇国寺再无活动痕迹，湮没在历史尘烟中。但ldquo;崇国寺rdquo;这个名字，依旧于民间传用，在不少历史瞬间闪现。明代知名的文学家ldquo;公安三袁rdquo;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曾客居北京，留下不少诗文。袁氏兄弟组织的ldquo;蒲桃社rdquo;之地址就在崇国寺。文人雅士在此品评学问，说古论今。袁宗道有一首诗记载了他与两个弟弟和其他四位友人在夏日的崇国寺葡萄林饮酒作诗的欢乐场面:ldquo;数亩葡萄林，浓条青若若。垂藤如幡幢，布叶如帷幕hellip;hellip;依岸排绳床，科头兼赤脚。语或禅或玄，杂之以诙谑hellip;hellip;百罚嫌觥小，取钵代杯杓hellip;hellip;三伏此中消，万卷束高阁。rdquo;ldquo;崇国寺rdquo;这个名字也在袁宏道的诗文中频频出现，成为了文学家在北京创作足迹的见证者。清康熙六十年春，蒙古贵族为给康熙帝祈福，出资修缮前朝寺院崇国寺，并镌刻《御制崇国寺碑》记之。

除了以朝廷的香火寺和藏传佛教僧人居住而闻名之外，护国寺更以庙会享誉京城内外。佛寺在古代长期承担着公共空间的角色，同时也是许多地方的文化中心。而建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寺院，不仅在宗教、政治和文化上活跃，又是市民的活动广场与休闲胜地，更承担了十分突出的商业功能，其主要形式之一便是庙会。庙会是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寺庙广纳四方香火，人流量大，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商贩们在寺庙外摆起摊子，为烧香拜佛的人提供小吃或便餐，兼售各色货物，而后渐渐成为定期活动，称为ldquo;庙市rdquo;或ldquo;庙会rdquo;。清代是北京庙会的繁盛期，《帝京岁时纪胜》记载:ldquo;至于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rdquo;庙市上四方商贩云集，游人如织。

清末和民国年间，政权鼎革，思想激荡，许多寺庙在宗教、政治上的功能废弛消亡，但作为零售经济和文化娱乐的场所反而持久兴盛。护国寺在历史上曾多次因灾受损又重建，至清代晚期再遭火灾时，朝廷已无暇修缮。进入民国后更是兵荒马乱不休，大量建筑破败严重，渐次荒芜，大量闲置出来的空地倒是正好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支布搭棚做买卖的地方。寺庙也需要招商收租来补贴生计，于是佛事不兴商事兴，由于庙会的存在，护国寺作为市民定期聚集活动的公共空间，依旧在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崇国寺到隆善寺再到护国寺，其漫长旅程见证了北京城的朝代变迁与兴衰更替。雕栏玉砌已不在，昔日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只余下一座五间单檐歇山顶的金刚殿，宛如旧时光的纪念碑，静默地栖在水泥围墙之中，怡然自得。护国寺作为寺院的历史已然谢幕，如今化身为广义上的地标，其周边的护国寺街、护国寺小吃等各种以ldquo;护国寺rdquo;为前缀的处所，是市民与游客的热门去处，延续了这片地段曾有的繁华和热闹，也延续着对国泰民安、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